土耳其电影发展史

发布时间: 2022-09-19来源:华体会棋牌首页 作者:华体会新地址 浏览次数:1作者:

  本文作者雷传翼,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现为土耳其法提赫苏丹大学博士候选人,伊斯坦布尔Beykoz区立艺术教育学院讲师,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土耳其传统艺术,奥斯曼细密画和美术史。

  1895年诞生的电影艺术是继戏剧艺术之后又一个折射人性的镜子。现代电影进入土耳其始于1896年,也就是世界上第一次电影放映——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兄弟(Lumiere)在巴黎“大咖啡馆”印度沙龙(Salon Indien du Grand Café)放映仅仅五个月之后。但随后电影产业在土耳其的发展在政治的影响下并不像同时期的欧美国家一样顺利。在与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II. Abdülhamit, 1842-1918)的个性相一致的“克制时代”(İstibat, 1878-1908),由于政府的压制和禁锢政策,电影远未进入土耳其公众的生活。二次立宪时期(1908-1920),奥斯曼帝国的海关政策有所改善,放映许可和影院的开设许可也相对更容易获取,因此电影业在这一阶段有所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电影被联合进步委员会(İttihat ve Terakki)①用于政府宣传,也被用于为各种社区救助筹集资金,土耳其本土的电影公司也有组织地为这些公众事务服务。休战与被占领时期(1918-1922),协约国的军队进入并接管了伊斯坦布尔。虽然因此出现了种种负面影响,但是民众的财产并没有受到损失,土耳其电影也在先行者们的推动下继续寻找着自己的道路。从19世纪末电影进入奥斯曼帝国到20世纪初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前到这一段时间,也正好是现代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无声电影时期。

  最早将电影放映介绍给土耳其人的是西格蒙德·韦恩伯格(Sigmund Weinberg),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对公众开放的电影放映则是在1897年的伊斯坦布尔贝伊奥卢(Beyoğlu, Pera,今独立大街)加拉塔附近的一个啤酒馆里。1905年第一个电影院出现前,电影放映几乎都要租用咖啡厅、酒馆或茶馆、剧院的场地。随着贝伊奥卢地区电影院数量的增加,这一带逐渐成为了伊斯坦布尔电影摄制产业的集中地。1920年以前,伊斯坦布尔的大小影院上映的影片多数是法国等欧美电影。当观众们第一次看到即将冲出屏幕的火车时,纷纷吓得跑出了放映厅。1920年上映的第一部土耳其国产电影《鹰猎人》(Doğancı)出自导演福阿特·伍兹克奈(Fuat Uzkınay)。伍兹克奈与韦恩伯格同在中央军队电影署(Merkez Ordu Sinema Dairesi, MOSD)任职,他在军队的支持下拍摄制作了一系列军事主题的影片。同年一部新电影在位于亚洲区的一家名为“鸟语”的影院里进行首映,一千个座位全部爆满,站在外面的观众不得不靠警察驱散。根据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发表在《今日君士坦丁堡》中的研究报告,1921年5月伊斯坦布尔共有16家电影院,总计观众容量为12748座。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希望将共和革命道路上的斗争和苦难传递给年轻一代并让后世铭记土耳其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他与当时欧洲的一些领导人一样也对于电影这一新生事物非常感兴趣。解放战争结束前夕,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设立了电影局。在凯末尔的支持下,电影局将战争末期敌军撤逃以及在战败撤退的过程中烧毁沿路村镇的历史镜头记录了下来,并制作成了一部纪录片。土耳其第一部纪录片《折磨》(Ateşten Gömlek)诞生在共和国宣布成立前的六个月,由从德国归来的穆赫辛·埃尔图鲁(Muhsin Ertuğrul)导演拍摄完成,这部影片第一次将土耳其女性的形象真实地搬到了荧屏之上。由于时代环境,这部影片社会反响极为强烈,在拍摄土耳其传统女性时剧组工作人员遇到了民众的阻力,例如一些面包坊拒绝为剧组提供面包,拍摄人员去小卖部买奶酪也遭到了拒绝。即便如此,这部影片依然成功完成拍摄,并成为了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献礼纪录片。

  根据麦汀·安德(Metin And)的记载,1909年土耳其的剧院和电影院禁止男女共同观看。工会和进步委员会曾组织了一场放映,一些女青年希望同男士一起观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同意。消息一出,一些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放话威胁要持刀杀害女观众,导致放映现场没有女观众。然而这一情况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得到了改变,阿塔图尔克受邀在伊兹密尔的“安卡拉影院”观影时发现电影院内只有男观众,于是马上要求男女观众共聚一堂观看电影,这也成为凯末尔主义推动男女平等改革的又一项举措。

  1928年,著名导演埃尔图鲁从埃及回国后成立了丝绸电影公司(İpek Film),公司私下拍摄了一些非法电影,造成了演员在事故中丧生的悲剧。1929年上映的《巾帼英雄上战场》(Kadının Harbe Gidişi/She Goes to War)是第一部土耳其有声电影。1931年,土耳其首次与外国合作制作电影,这部与希腊和埃及联合拍摄的电影《伊斯坦布尔的街头》(İstanbul Sokakları’nda)在巴黎完成了配音译制工作,成为30年代最受欢迎的土耳其有声电影之一。这一时期,埃尔图鲁逐渐成长为土耳其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导演,这位土耳其现代电影和戏剧艺术的奠基人接下来拍摄了《一个民族在觉醒》(Bir Millet Uyanıyor),成为其电影导演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1933年,土耳其与苏联联合制作了一部介绍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发展成果的纪录片。1937年,土耳其开始筹备拍摄共和国之父的生平传记电影,为此阿塔图尔克亲自手写了大半剧本,并两次修改。剧本完成后,他颇具远见的写道,“电影是未来世界的一个转折点。广播和电影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活动,但过不了半个世纪它将改变世界的面貌。日本的女人,美洲中部的黑人将可以理解爱斯基摩人所说的事情。电影的发明将和印刷术、火药,以及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比肩,而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玩具。”

  在凯末尔世俗主义的主导下,土耳其电影产业得以迅速发展。1930年代,贝伊奥卢电影院的夜场开设,不断吸引市民往来于这一繁华地区。当时的电影票价为30分(kuruş)一张。② 由于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电影院在出售常常一抢而空的电影票时也难免犯一些“错误”,例如天使电影院曾经将同一个位置超售卖给了不同观众多张票。贝伊奥卢区作为伊斯坦布尔市中最为西化的城区,一直是土耳其的保守派不敢涉足的娱乐中心——即便去也是偷偷摸摸地生怕被人知道,这种芥蒂直到30年代电影业的蓬勃发展让人逐渐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因为“去贝伊奥卢看电影”已经成为了大家光明正大地进城享乐的理由。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演员几乎都来自戏剧演员,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土耳其电影的“戏剧演员时期”。

  1939—1950年是土耳其电影发展的过渡期。40年代大量美国和埃及电影进入土耳其,为了防止埃及电影中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在土耳其民众中传播渗透,土耳其政府禁止安纳托利亚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播放这些电影,演员的对话甚至音乐都使用土耳其语译制配音。1945年二战结束后,土耳其电影公司的创作重新活跃了起来,随后土耳其也结束了一党制,开始了民主多党制时代。布尔罕·阿尔帕德(Burhan Arpad)认为,土耳其电影作为一种独立艺术而存在的表征,最初出现在1947—53年,代表作有《塔赫辛上尉》(Yüzbaşı Tahsin, Orhon M. Aruburnu, Duru Film 1950/51),《为了祖国》(Vatan İçin, Aydın Arakon, Atlas Film 1950/51)和《好汉无双》(Efelerin Efesi, Şakir Sırmalı, Duru Film 1952/53)等。当时共和人民党(CHP)将电影业应上缴的税费减半后,吸引了大量商人投资电影拍摄。同时,埃及进口电影在土耳其停止放映,欧美电影的受欢迎程度也大不如前,这种远离欧美电影影响的环境为土耳其本土电影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电影演员已经不再被要求必须出身于剧院,导演们开始指导没有经验的各行业新人参与角色创作。

  50年代的土耳其电影业非常活跃,被称为“电影工作者的黄金时代”。电影创作工作与观众的需求也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电影导演和演员如雨后春笋般显露出来,这一时期共有553部影片问世。阿特福·卡普坦(Atıf Kaptan)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男演员,也是土耳其电影史最重要的演员之一,1953年,由他主演、·穆合塔尔(Mehmet Muhtar)导演的《德古拉在伊斯坦布尔》(Drakula İstanbul’da)第一次将惊悚、科幻题材的影片搬上了土耳其的大银幕,其扮演的长牙吸血鬼的形象深入人心。卡普坦在1953、1954年分别被《明星杂志》和土耳其人电影之友协会授予最佳演员奖。土耳其的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很久以前》(Evvel Zaman İçinde)诞生在1951年,该电影的彩色负片寄到了位于美国加州的美高梅(MGM)工作室后无故遗失,至今未被找到。土耳其第一部彩,由穆赫辛·埃尔图鲁执导的87分钟剧情片《编地毯的女孩》(Halıcı Kız)也于1953年上映。

  多年来,土耳其的电影一直在审查制度和各种社会限制条件中挣扎,另一方面,很多电影胶片由于疏忽而在仓库中腐烂,有些则因为胶片中所含有的一点银盐被人卖了钱。1959年7月20日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市政厅仓库中的大火是土耳其电影业经历的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在这场大火中土耳其电影可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损失,火灾总共吞噬了19家公司的国产和进口正片以及尚未使用的负片。大火对电影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物质损失,但最大的损失是土耳其电影史。五十年代以前的大部分土耳其电影胶片的材质并非高燃点耐火型硝酸基“安全胶片”。加之1949年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决定所有电影胶片必须保存在同一个仓库——这一决定虽然遭到了众多电影人的强烈反对,但在1951年政府更加严厉的管控措施下纷纷妥协,原本保存不同地区的电影胶片开始向郊外的一处毫无安全保障的仓库汇集,因此土耳其电影最终没有躲过这次浩劫。包括拍摄国父阿塔图尔克在解放战争中的形象的珍贵纪录片在内,20世纪初至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三十多年内所拍摄的大部分黑白电影,各电影公司的所有影片资料在这次事故中灰飞烟灭,由于大部分电影并没有副本备份,后人也无力还原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

  乔瓦尼·斯科格纳米洛(Giovanni Scognamillo)认为,土耳其电影史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保护工作开始的较晚,在这方面尼贾特·厄宗(Nijat Özön)先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斯科格纳米洛在他的《土耳其电影史》一书中,将1896—1959年定义为土耳其电影的初始阶段和成长期。土耳其在这六十多年中经历了从奥斯曼帝国的帝制,到立宪改革,最终战败瓦解,后经历卫国独立战争而走向共和的复杂社会变革过程。

  1960—80年代的三十多年里,土耳其电影由于政局动荡和经济、社会危机的影响,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黄金时代结束后,许多电影制片人由于竭力反对审查制度和各种政治游说活动而被迫退出市场。1965年以后,随着电影理论探讨的兴起,新一代导演为土耳其电影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这一时期除了重新拍摄旧电影之外,西方电影和奇幻题材的电影也逐渐进入了土耳其的院线。

  六七十年代彩开始在土耳其落地生根,土耳其与外国的国际关系有所改善,土耳其电影人也参加了众多国际电影节等赛事,吸引了国际上的关注并斩获了一些奖项,土耳其电影也由此从不为外人所知走进了国际视野。以传播电影文化、电影学科和教学为目标的一系列公共组织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希望为电影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土耳其也开始举办国际电影节,如地中海旅游城市安塔利亚(Antalya)在1964年举办了第一届国际电影节。1968年后,新生事物宽屏幕由于技术原因没有被广泛应用,彩色胶片的使用则取代了五十年代的黑白上色技术,彩色胶片录影变成了土耳其的主流。西方特定模式商业电影的出现为尚未找到自身定位和方向的土耳其影视创作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六七十年代制片方和电影数量的激增,电影制作的预算和成本却越来越低廉,这既是电影产业膨胀的原因,也是结果。

  这一时期著名导演有阿特福·耶勒马兹(Atıf Yılmaz)、耶勒马兹·古内伊(Yılmaz Güney)等,很多演员也转型成为导演。古内伊指导的电影《生之旅》(Yol)获得了1982年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六七十年代土耳其最重要的演员有:50年代第一个尝试在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出演角色,后重返故乡的演员穆扎法尔·泰马(Muzaffer Tema);喜剧演员凯末尔·苏纳勒(Kemal Sunal),他塑造的以“沙班”(Şaban)为主角的系列作品已经成为土耳其喜剧电影超越时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男星朱内特·阿尔肯(Cüneyt Arkın)也是当时土耳其电影业的“赚钱机器”,他塑造的历史人物和时代剧中的硬汉形象深入人心;申舍奈尔(Şener Şen)则兼顾戏剧与正剧,舞台生命力成熟持久;著名的女演员有法特玛·吉丽珂(Fatma Girik)、费黎姿·阿肯(Filiz Akın)、胡莉娅·蔻驰依伊特(Hülya Koçyiğit)、涂尔康·舒莱伊(Türkan Şoray)等。深受欧美电影影响的土耳其电影在这一时期还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和阿塔图尔克留下的政治遗产相似,电影艺术也似乎仍在探索属于自己国家或民族的身份表达。

  ●土耳其电影史上一对金童玉女朱内特·阿尔肯(右)和胡莉娅·蔻驰依伊特(左)

  ●土耳其著名笑星凯末尔·苏纳勒(左)饰演的“沙班”系列《满分男人》剧照,右为欧雅·爱依多安(Oya Audoğan)

  80年代土耳其电影史中最重要的导演要数泽奇·欧克坦(Zeki Ökten)和出生于希腊的谢里夫·格然(Şerif Gören)。谢里夫·格然与古内伊共同导演完成了著名的《生之旅》(Yol),获得1982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此外他与欧克坦合作指导的《德国,苦痛的祖国》(Almanya, Acı Vatan)令人印象深刻,他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方法深刻唤起了德国土耳其裔移民的群体记忆。土耳其电影业在90年代遇到了严重的危机。1994年土耳其出现历史首次恶性通胀,经济危机在全社会蔓延,1999年伊斯坦布尔大地震更是让人们沉浸在了悲伤和痛苦之中。这一时期土耳其本土每年制作的电影不超过十部。电影院纷纷关门,私人电视机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1990年代出现了年轻一代的导演,以前以短片和剧本为生的这一新生代使土耳其电影院焕发出了新的气息。

  众所周知,二战后德国由于劳动力缺口引入了大量土耳其人作为劳工移民,几十年后人口愈加庞大的土耳其裔德国人中也产生了三代电影人,这里既包括反映移民问题、表达文化语境的电影导演,也有近年来回归土耳其影视业发展的演员。阿伊察·彤赤(Ayça Tunç)在《三代土耳其电影人在德国:不一样的三种叙述》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老中青三代土耳其裔移民导演在处理个体身份、自我意识和艺术表达中对于电影叙事语言的思考。七十年代出生、成长在德国的第二代土耳其电影人及其作品,也成为了土耳其电影史中不应被忽视的一个切入点。这些在90年代开始拍摄电影的第二代导演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就是法提赫·阿肯(Fatih Akın),由他编剧并导演,德土两国联合出品的作品《爱无止境》(Gegen die Wand)在2004年获得第5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2004年,土耳其颁布了关于电影评估、分类和支持的第5224号法律,该法律成为土耳其电影的转折点,通过该法土耳其引入了国际评估和分类系统。电影产量的增加和本地电影观众的数量增加引起了所有制片人的注意,并获得了商业投资的青睐。近年来,观众和电影的数量不断增加,制作的多样性,彼此衔接的不同制作方式的存在,为土耳其电影业创造了光明的前景。目前土耳其国内已有18所大学设有电影系或专业,但百年来仍未出现一所专门的电影学院。

  土耳其电影从剧本到拍摄手法,审美,后期处理(声音、调色)等,都受欧洲(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电影影响,主流商业电影则借鉴了美国好莱坞,多为合拍。其实独特的土耳其电影也有着自己特殊的味道,就像土耳其美食一样,表面看上去是欧洲的表达方式,一口下去尝到了中东与地中海的香料和食材(电影中的人物家庭关系),餐后细品起来还是有突厥(游牧文化)民族的局限(社会现实、小人物和人性的缺陷)之处,如此杂糅交织。土耳其电影业发展的同时更是带动了影视剧市场的繁荣,近来土耳其影视作品专业大制作的特点,加上东西方审美都乐于接受的男女明星演员,让土耳其商业影视作品,尤其是电视剧和网络原创影视剧、纪录片和电影等作品在中东、中亚、俄罗斯和南美等国际市场的欢迎程度大大提高。努里·杰兰(Nuri Bilge Ceylan)和塞米赫·卡普兰奥卢(Semih Kaplanoğlu) 是近些年受人瞩目,拿国际奖项较多的土耳其新生代导演。其中,由土德法美四国联合出品,杰兰执导的《冬眠》(Kış Uykusu,又名《冬日苏醒》)在2014年成为继《生之旅》后第二部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土耳其电影,该片还获得了第27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导演和编剧三项提名,2018年他的《野梨树》(Ahlat Ağacı)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土耳其和德国联合出品,由卡普兰奥卢执导的《蜜》(Bal)在2010年获得了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为庆祝中土建交50周年,土耳其驻上海总领事馆、土耳其驻北京尤努斯·埃姆雷文化中心与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将于2021年9月18-25日联合举办“土耳其电影周”,展映塞米赫·卡普兰奥卢导演享有国际声誉的“蛋奶蜜三部曲”,努里·杰兰的《小亚细亚往事》(2011)和《野梨树》(2018),土耳其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麦汀·埃尔克桑(Metin Erksan)《蛇的复仇》(1962),《青藤》(2015),《死马星云》(2018)八部影片。

  在土耳其语中,土耳其电影(Türk Sineması)又被称为“绿松树”(Yeşilçam),之所以使用这个与电影毫无关联的词语,其实是为了纪念土耳其电影工业和电影文化的发源地——今伊斯坦布尔贝伊奥卢区独立大街里的一条名为“绿松树”的小巷及周边区域,正是这个聚集了诸多电影院和电影公司区域,孕育了现代土耳其电影。虽然土耳其各地很多有历史的电影院早已不复存在,但独立大街上仍保存至今的一些曾经是电影院的历史建筑,经过修缮和改造,作为电影博物馆(Atlas Sineması)或依然作为电影院继续见证并守护着土耳其电影事业的发展。

  ①工会和进步委员会是1889年成立的秘密结社组织,1906年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合并转化为政党,后期被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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