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巷陌人道大师曾住:寻访沪上学人故居

发布时间: 2022-08-06来源:华体会棋牌首页 作者:华体会新地址 浏览次数:1作者:

  张元济故居现在已是一个大杂院。 本文图片 张廷 范柏文 陈龙 祝丽娟 图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近代著名学者、出版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著有《校史随笔》等。

  1932年1月29日早上8点多钟,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大半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唯留下了张元济“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的哀叹。张元济与哲孙张人凤沙发花园寓所合影,摄于1945年深秋。

  誓不愿与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汉奸特务大本营为邻,张元济卖掉了居住近30年的同条马路40号别墅。后经好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介绍,从张姓买办手中租下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85弄)沙发花园24号。上世纪50年代沙发花园改名为上方花园,由张元济题名书写。24号为新式三层里弄房子,砖木结构,每层朝南两大间,旁边一小间,朝北一个亭子间。底楼西面为客厅,当年常有穿长袍的老先生在此出入,商务印书馆的数次董事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旁边一个小的会客室里,两个大柜子装的是线装《百衲本二十四史》。东面为餐厅,餐厅的几个大柜子里则装满了张元济主持编印的古籍丛书——线装本的《四部丛刊》。此外,厨房、汽车间同样位于底层。事实上,自入住沙发花园起,张家经济状况已无法负担小汽车的消费。所以,汽车间就变作胡乱堆些杂物的所在。张元济住在二楼西面朝南的一大间,既是卧室,又做工作室用。屋内一张4尺宽的床,一张红木方桌,这里的书柜中存放的则是海盐张家传下来的书籍。儿子、儿媳携一双儿女住在三楼。

  直到1958年张元济病逝于此,他在沙发花园生活了20年。前10年张元济身体硬朗,坚持每日工作。每天早上8点钟,商务印书馆的通讯员汪师傅骑着自行车,送来一大叠文件请董事长审阅,若有紧急之事待张元济批阅,汪师傅就会等在家里,待批示完毕带回印书馆。其他不是很急的文件就会留下来。除去中饭和小憩的时间,每天张元济大概总要忙到下午4点左右。

  张元济工作时,允许他最疼爱的小孙子拿个小椅子坐在旁边读自己的书,但是条件是不许喧哗。张元济房间里有一本大的分省地图册,小孩子刚刚认字时,便拿来翻翻。后来,有朋友从甘肃平凉给张元济送了包土特产,他想在地图上看看平凉的所在,没有找到,却被旁边的小孙子给指了出来。做爷爷的很开心,甚至比自己“发现新大陆”还要欢喜。后来,张元济陆续给孙子买了好几种地图。地图上周边邻国都标注为白色,中国各省则为彩色。日本人统治期间,台湾同样显示为白色。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商务印书馆出了一版大的挂图,台湾终于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同样涂上了颜色。于是,张元济特意请通讯员汪师傅从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张。那天地图送来时天已经晚了,张元济在房间灯下,把地图铺了开,用手指坚定地指着台湾给孙儿看,“台湾也有颜色了,还标注了详细的地名、铁路线”。虽然,当年的小孙子张人凤如今也已是年逾七旬的长者,但是回想起爷爷那刻的神情,一个不拘言笑老人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1992年,淮海中路1285弄24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挂上了“张元济故居”的牌子。但是,如今建筑内外已面目全非,由多户人家共同居住,院落不免显得杂乱,半空中无章地纠结着电线。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曾列名“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代表作品有《冒鹤亭词曲论集》《后山诗注补笺》《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等。一生跌宕起伏,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1931年,冒广生跟家人搬进了位于上海福煦路的模范村(今为延安中路877弄)22号,潜心于著述研究。1950年7月,当陈毅市长得知老先生生活困窘,专程赴模范村慰问。楼梯年久失修,陈毅上楼时咯吱作响,这让冒广生颇为尴尬。陈毅说:“知道您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嘱托先生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并表示生活问题一定能够妥善解决。在市长的安排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很快就送来聘书,聘请冒广生为特约顾问。

  据上海住宅建设志《新式里弄住宅》记载,模范村于民国17年(即1928年)由中南银行投资建造,砖混结构,3层楼,13排,77个单元。一份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模范村的常住人口为792人。作为曾经的住户之一,冒广生在模范村生活了28年,直至1959年去世。这里也就留下了不少名人的足迹。徐悲鸿携夫人蒋碧薇来拜访,还求了一幅楹联;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齐燕铭曾代周总理来探望生病的冒广生;梅兰芳喜欢邀请老先生指导新剧目的排练,后来每次路过上海,总会来模范村报个到。

  旁边的四明村住过徐志摩和陆小曼,模范村的故事显然没有这么浪漫,但是相比已经消失的徐陆二人的故居(因为是挨着马路的第一排楼,当年建造延安高架时拆除),冒家的22号寓所至少在外观上还保持着原样——鹅黄色的墙面、暗红色的屋顶。据说冒广生的故居最多时住过20几人,他的十几个孙辈都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有的甚至长成青年后才离开。一个大家族在一起生活,彼此相处和睦融洽,未曾有过争吵。每年除夕,晚辈都会向冒广生磕头,然后就能拿到压岁钱。模范村的住户以商人居多,也有教师、高级职员、医生与文艺人士。男的西装革履,女的要么旗袍、要么裙子,打扮得都很时髦,进出一般坐着黄包车和三轮车。冒广生的孙女冒怀科在《祖父在模范村的日子》一文中描述了旧时的生活片段:“童年的我,常与33号的小友唐琦和同年的双胞胎堂弟怀沣、怀澧在屋顶上玩捉人游戏;我们坐在斜坡的瓦顶,眺望远近的景观,憧憬着未来。……弄堂里常常聚集着一群孩子,打弹子,踢键子,跳绳,斗蟋蟀,大人有时也会助兴凑热闹。”而冒广生全然不受外界干扰,在故纸堆中自得其乐,“常看到他整天手不释卷,从早到晚伏案点校书稿。寒冬时节抱着暖炉御寒,右手拿着毛笔,嘴上叼着自做的香烟,鼻尖下流淌着清水鼻涕。”

  至上世纪90年代,冒家后人一直生活于此。2008年底,模范村的弄堂门口挂上了“冒广生旧居”的铭牌,提醒人们,那个蓄着山羊胡须的清瘦老叟曾在这里住过。

  胡朴安(1878-1947)是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南社诗人。30岁时,在沪经商,后加入国学保存会而脱离商界,担任《国粹学报》编辑。抗战后,曾任上海通志馆馆长。康定路947号被胡朴安命名为“安居”,1936年至1947年,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晚年患脑溢血,半身不遂,只能居家著述立说,自称“半边翁”。个人藏书颇丰,后来全部捐赠给合众图书馆。

  胡朴安的故居占地约400平方米,分为两栋平行排列的三层楼房,一南一北,砖木结构,中间的空地是一个花园。房屋内部的结构、布局及楼梯走向等大致相当。南楼略小,曾是胡朴安的藏书楼和工作室,北楼略大,作为家庭居所。如今,南侧的楼房住着12户居民,北侧的楼房被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用来办公,隔壁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拉面馆。

  就在半年前,住在这里的居民曾向媒体反映,胡朴安故居成了危房,从几年前开始严重倾斜,墙壁砖头松脱,可能有倒塌的危险,一些住户只能暂居他处。在一楼的一户人家,屋里有两根不锈钢管贯穿房间,支撑住东边摇摇欲坠的分割墙,地面明显隆起,门框下有两三米的裂缝。《房屋质量检测报告》的结论是“综合评定为严重损坏房,局部存在危险点。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房屋发生危险”,物业公司表态会解决,但后续进展未见公开报道。

  重访胡朴安故居,进门处是一排垃圾桶,生活垃圾散落一地,西侧的墙上则贴满了广告海报,这样的杂乱场景很难与一个民国学人的故居相联系。而挂牌短短三四年时间,墙上的“胡朴安旧居”铭牌表面受到人为破坏,文字介绍已经残缺不全。

  徐森玉故居 淮海中路1202号淮海公寓二楼徐森玉在淮海公寓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十多年。

  徐森玉(1881-1971),名鸿宝,字森玉,以字行。中国著名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文献学家。

  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组织上安排徐森玉一家搬进了淮海中路1202号的淮海公寓。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上海人口增长,地价飙升,高层公寓开始兴起,淮海公寓也建造于这一时期。公寓总共13层,一至六层房屋面积比较小,七至十三层大一些。由于当时徐家人口比较少,加之全家“体量最大”的书籍多寄存于公家的仓库之中,故徐森玉认为没有必要占用很大的房子,一家人就住进了二楼的一套三居室。虽然只有60多平方米,但是室内有独立卫浴及厨房设备,所以一家人住得也较舒坦。淮海公寓曾是上海有名的高档公寓,建成之初多为外侨租住。徐家入住淮海公寓后与历史学家周谷城、著名眼科专家周诚浒为邻。

  据徐森玉的哲嗣徐文堪回忆,搬入淮海公寓之时,徐森玉已年近八旬,多数时间他只是一个人在家里静静地读书,甚至难得读专业书籍,更多时间则是赏读古诗词等文学作品。徐森玉一生交游广阔,接触的人物众多,对于政界及学术界的掌故知道得甚为丰富。可是到了晚年,由于精力大不如前,加之大环境影响,徐森玉很少与友人走动、联系,缺少了朋友间的关怀与慰藉,多了分寂寥。

  一开始,90高龄的徐森玉成了上海博物馆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抄家时,徐森玉珍爱的书籍自然无法幸免,所幸一家人还得以生活在淮海公寓之中。版本学家黄裳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记述了徐森玉在批斗大会上的情景:“多年前的一天,要开大会批斗徐森玉。大会即将开始,会场里挤满了人。只听得两位老人在高声争论,争论的双方就是徐森玉和陪斗者尹石公。争论的是有关一首古诗的解释和评论。真是旁若无人,狂言惊座。他们是刚刚从‘牛棚’里牵出的老家伙,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身份,进行这样一场目空一切的讨论,不禁使所有在场的人吃惊了。这讨论一直持续到大会开始,他俩被拉到台上示众才结束。有人说‘徐森玉大概是老糊涂了’。”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吕思勉晚年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肺气肿和心脏病,每每上堂讲课,难掩疲惫之色。有时多说了线年,吕先生为毕业班的学生开设“中国史籍读法”课,原计划分几次讲演,但开学不久,便患病不能继续,只好回老家常州养病,出发前把华师大一村的宿舍归还学校。1955年,由于三叉神经生了毛病,不得不回沪就医。于是,住进了山阴路165弄66号,女儿吕翼仁向亲戚租借的里弄房子里。吕家住在三楼,有一南一北两间,朝南的卧室旁边有一个狭小的厨房。楼上有阁楼一间,做储物用,并有一个天台,可以侍弄些花花草草。虽然听起来只是三层楼高,但是木质楼梯陡且台阶狭小,年过七旬且长久受病痛折磨的吕老先生由此出出进进,往返医院就医,可以想见其中的不便与不易。吕思勉故居室内依旧是老先生当年生活在这里的情形。

  1926年8月,经童斐(伯章)介绍,吕思勉来到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继续执教鞭于华师大,最终于1955年由于病痛不得不走下讲台。除了做学问、传道授业,吕思勉似乎完全没有把心思用在自己的生活上。30年光景,以校为家,睡的是学生一样的铁皮床,甚至搬出宿舍时无家具一件。以至,搬进山阴路居住时,女儿吕翼仁不得不用自己的一笔翻译稿费买了两个布沙发,算是家里的“奢华物件”。

  虽然光阴过去了60年,记者如今在故居看到的依旧是老先生当年生活在这里的情形。据吕思勉的学生李永圻向记者介绍,除了当年吕翼仁“新”购入的沙发,其余物件各有各的“来头”:四组三层木制书柜是上世纪20年代吕思勉先生自行设计的作品,后由常州吕家老宅搬至上海,算得上是“镇宅之宝”;餐桌是先前住在这里的亲戚留下来的;一个推拉门木质大衣柜则是抗战时期居住于此的日本人离开时弃用的;余下的藤椅、边几之类的则多为常州老宅随迁而来。“只顾埋头做学问,哪管陋室几片瓦。”一位国学大师的晚年归宿竟是这样七拼八凑得来,慨叹之余更令人钦佩。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创办了中国科学社与《科学》月刊,其论文、专著和译著成果颇丰,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诸多方面。任鸿隽的妻子陈衡哲(1890-1976)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女作家,她是中国第一位公派女留学生、中国第一位女教授。1956年,在政府的安排下,任鸿隽与陈衡哲搬到了位于太原路63弄6号的一栋别墅。两人去世前,一直居住在这里。

  据公开的文献记载,1930年,法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在太原路25弄到83弄交接地块,建造花园小区建筑群。早期的居民主要是法国侨民,另有少数英、美等国侨民以及两户华人。昔日的“外国弄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再趾高气扬,外国侨民纷纷回国,一些官员、银行职员与企业老板成为租客。等到解放后,太原路的房屋被接管为公有房屋。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太原路63弄6号已非当年的模样,若是任家和陈家的后人故地重游,能够打消他们心中疑虑的只有那个熟悉的门牌号。原本鹅黄色的墙面被刷成了白色,与周围的建筑放在一起显得相当突兀。门外风格古朴的屋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根白色的欧式圆柱。推门而入,右手边的实木扶梯挨着墙壁通往二楼,年代久远,结构依旧扎实稳当,由于覆盖了一层地毯,踩在上面会发出噗嗤的响声。

  一楼主要的格局是客厅、阳台与花园,还有储藏室和厨房,目前被一家英式咖啡馆承包经营。据任鸿隽的侄孙任尔宁回忆,在三爷爷生前,客厅里挂着两幅画,其中一幅叫《任公豆》,由“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陈焕镛命名、“中国植物学之父”胡先骕作诗、“中国生物科学画创始人”冯澄如绘画。这幅珍贵的画作后来在抄家时遗失,现在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收藏。

  在“文革”开始后,组织上强制安排了两户人家住进来,其中一家姓李,直到2013年才搬走。二楼的楼梯间曾经摆放着任鸿隽的书柜。在任鸿隽去世后,陈衡哲的生活起居基本上都在左边的卧室,扯了一块布围在床的四周,似乎为了与外界的是非隔绝起来。大女儿任以都回上海一般住外面的锦江饭店,而小儿子任以安回来的话,就在隔壁的房间角落打地铺。二楼还有一架钢琴,二女儿任以书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弹琴。如今,暂时处于闲置状态的二楼空空荡荡,少人打扰。

  在1956年前,任鸿隽一家住在高安路14号内2号,即阿麦仑公寓。这里已经挂牌“优秀历史建筑”,楼道里的灯泡忽明忽暗,一排信箱锈迹斑斑。经过提醒,看管大门的阿婆依稀想起曾有一位很有名气的任先生住在楼上。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任鸿隽是陈毅市长登门拜访的第一个科学家,地点就在高安路的这处住宅。

  郭沫若(1892-1978)是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根据去年出版的《上海百处名人故居品鉴》,他在上海有两处故居,分别是多伦路201弄89号(1927年至1928年)与溧阳路1269号(1946年至1947年),前者为坐东朝西的里弄房子,只有区区62平方米,后者为坐北朝南、建筑面积多达406平方米的花园洋房。事实上,郭沫若在上海时还住过几处地方,南昌路178弄7号也住过,隔壁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海执行部旧址。而在南昌路留下生活痕迹的还有傅雷、巴金、钱君匋、徐志摩、林风眠等故人。

  1926年3月,郭沫若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其间,他的日本太太安娜(佐藤富子)带着4个孩子住进了多伦路201弄89号,当时的居住条件不好。1927年底,经历了起义失败的郭沫若从广州辗转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在这里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为了庆祝丈夫的译作出版,安娜出去买了一大盘寿司,当晚家里欢声笑语,还引来了窃贼,偷走了郭沫若当初为去苏联而准备的外套与皮靴。

  由于遭到通缉,次年2月,他和妻儿坐上不同的船,同日离开上海,开始了长达10年的日本流亡生涯。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一家又乘飞机回到上海,起先住在山阴路恒丰里77号的群益出版社,后来搬到了溧阳路1269号,此地随之成为国共两党进步人士经常碰头的地方。喜欢在这里招待各界朋友,郭沫若则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的翻译。郭沫若在这个门牌号里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的翻译。

  溧阳路有鲁迅存书室、曹聚仁旧居、金仲华旧居,可谓是名人故居聚集地。多伦路更是名气响当当的文化名人街,不只是郭沫若,上世纪,鲁迅、茅盾、叶圣陶、丁玲等人也都工作和生活于此。其貌不扬的201弄卧虎藏龙,既有左联遗址纪念馆,又有中华艺术大学校址,继续往里走,就能看到郭沫若的故居。前些年经过整修,墙面焕然一新。现在,这里是一处普通的民居。

  顾颉刚故居 武康路280弄9号顾颉刚故居外观依旧,里面已经住进许多人家。

  顾颉刚(1893-1980)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上海解放前,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撰写《当代中国史学》等著作;解放后又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

  顾颉刚一家最初住在虹口区山阴路兴业坊35号3楼,1949年,一位袁姓律师去了台湾,其位于武康路280弄9号的一栋洋房经人介绍借给了顾颉刚。“予能住此,则离合众图书馆较近,有参考之便,又附近无兵营,使人安心,而庭院颇大,潮儿可以活动,均为优点。惟离大中国较远,往返费时耳。”(《顾颉刚日记·卷六》)当年3月1日搬家时,动用了大卡车、小汽车、塌车和人力车,花费64200元,“今合大学教授三年薪水,可骇!”(同上)1952年4月,顾颉刚与家属摄于武康路寓所花园里。

  洋房共有三层,据顾颉刚女儿顾潮讲述,她们家住在一楼。西边那间是客厅加餐厅,又用书柜隔出了一块地方给父亲做书房用;中间是卧室,一家六口挤在一起。东边的客房住着一帮子亲戚,帮着带孩子、做家务。二楼的张姓人家是给房东看房子的,男主人在“文革”中因为挨斗而开煤气自杀。三楼的一间屋子也属于顾家,光线很暗,放着顾颉刚的藏书,以及先辈的牌位。

  关于山阴路,顾潮因为年幼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不过武康路的生活场景,她在多年后依然清晰地记着。每天早上,顾颉刚通常坐三轮车上班,他会让顾潮蹲在脚边,先去南洋幼儿园,送完女儿上学再去自己的单位。

  在顾潮的记忆中,东边一家姓朱,除了两家的小孩子凑在一起玩耍,大人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其他的邻居更是不认得。1954年,顾颉刚的工作调动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妻子带着四个子女以及一车厢的行李在7月11日先行去了北京,留下他一个人住在搬空的房间,往返于沪苏两地以及家和单位,忙着处理善后工作,至8月20日坐火车北上。

  1973年,顾潮曾去武康路拜访过,曾经有两个进口的漂亮花园已经面目全非,“文革”期间还被街道盖了工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花园?顾潮说,楼前有一块开阔的草地,四周种着雪松,东侧是一个小土坡,长着色彩艳丽的山茶花,一面篱笆墙将他们与东边的朱家隔开。花园的其中一个门就在武康路上,进去就可以看到玻璃花房和一口水井。每年夏天,家里人都把西瓜吊在井里,以起冰箱之效用。在水井的背后,还有一片青翠的竹林。但这些画面统统定格于过去的时光中。

  去年,顾潮又回家了,跟着送快递的人一起进了屋子。开门的是以前二楼张家的女婿,带着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房间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搬进了很多陌生的租户。花园里唯一留下的旧物是一棵梧桐树,年纪大了,也长歪了。

  郭绍虞旧居 奉贤路148弄4号202室郭绍虞晚年一直住在这栋公寓的二楼。

  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中国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

  1962年,组织体恤年近七旬的郭绍虞要时常从复旦出发,辛苦赶路参加政协、人大、作协等会议,就把郭绍虞夫妇安置到南京西路866弄6号(现奉贤路148弄)的大华公寓内。南京西路866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上下四层,属现代派建筑风格。郭绍虞一家住在二楼,这是一套两房两厅的公寓。一进门是个不大的会客厅,二十几年来,钱伟长、王元化、顾廷龙、叶圣陶等好友常常是这里的座上客。叶圣陶还曾带着孙儿一同到访,恰好郭绍虞的孙儿与祖父母同住,两个小朋友便成了玩伴。由于晚年听力不佳,每每有客人造访,夫人张方行势必坐于近前。这时,她是他的耳。

  70年代起,年过八旬的郭绍虞渐鲜提笔。但逢人上门来求墨宝,老先生却也不爱拒绝。拾笔手抖,习惯于在卧室窗口的写字台前挥毫泼墨的老人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儿子就在窗檐齐高的位置架了根竹竿,线的一端系在竹竿上,另一端则系在老先生的手肘处。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通过竹竿和线的牵引,克服了老人手劲不足的问题。郭绍虞生性达观风趣,生活偶有不便,他却刻了一方“七十年代,八十老翁”的闲章送给自己。随着年事渐高,老先生的钢笔字也是越写越小,越写越草,大概70年代起,郭绍虞给出去的手稿皆为夫人誊抄的版本。这时,她是他的手。

  1979年,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交稿前,郭绍虞将手稿交由女婿夏禹龙校验,女婿将意见写在书签上夹在手稿中相应位置,老先生再一一核实校正。今天,笔者翻开这本已泛黄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看到年近九旬的老先生在书中用红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郭绍虞晚年生活十分规律,每日6点前起床,然后一个人出去溜弯。用好夫人准备的早饭,便来到书房窗口的写字台前,伏案写作。一个人静静地写东西,是老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情。郭绍虞笔耕不辍,直至1984年病逝。如今,郭绍虞的后人依旧居住在该寓所内。

  傅雷(1908-1966)字怒安,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译有《约翰·克里斯多夫》《高老头》等三十余部作品,著有《傅雷家书》。在上海,傅雷的故居有好几处,比如位于浦东航头镇下沙王楼村5组的老宅,这是他的出生地,4岁丧父后离开。再比如位于浦东周浦镇东大街48号的江南传统民居,原名曹家厅,见证了傅雷从4岁长到12岁。此外还有南昌路136弄39号的花园别墅,这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建于1924年,现为居民住宅,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不过真正让人怀念的傅雷故居乃江苏路284弄5号的“疾风迅雨楼”,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妇二人在这里双双自尽。

  “疾风迅雨楼”坐落在安定坊,不远处就是地铁11号线江苏路站。门外的墙上挂着一块“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向人们介绍自己的身世:“砖木结构,1936年建,联排式住宅。”这是一座三层小楼,拥有独立的庭院,褐墙红瓦,十余棵水杉隔着围墙静静矗立着。路边停着一排豪华汽车,楼里的整体格局没有太大改变,进门有些压抑,楼梯靠着墙壁,四五级为一个整体,曲折地通向三层的阁楼。

  1949年12月,傅雷一家搬到这里居住,据说当年的一楼为客厅、餐厅,也是儿子傅聪每天练琴的地方;二楼为傅雷夫妇的卧室、书房;三楼是两个孩子与保姆的卧室,后来又作为傅雷的工作间。院子里种了不少玫瑰和月季,每到花开时节,花香四溢,“文革”抄家时被破坏殆尽,如今只剩下萧瑟和冷清。

  从1949年到1966年,江苏路284弄5号是傅雷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其间除了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多部世界文学经典,还用毛笔写成了几十万字的《傅雷家书》,待到日后结集出版,同样成为一部经典作品。1958年,傅雷被划为“”,稿酬停发,日子艰难,他仍然坚持工作,还与妻子在自家花园里种玫瑰、喝咖啡、弹钢琴,过着属于自己的优雅生活。在政治运动的不断打击下,精神压力与日俱增,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有一次,老友周煦良来看望,傅雷告诉他:“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语成谶。熬过了四天三夜的连续批斗后,1966年9月2日深夜,遭受屈辱的傅雷义无反顾地写好了遗书,从债务到房租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在信封里,他给保姆周菊娣准备了生活费,还给自己预留了火葬费,然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告别了这个世界。令人唏嘘的是,傅雷在上吊自尽前还不忘将被子铺在地上,以免踢倒凳子时惊扰了邻居。被人发现时已是次日上午,一切已经为时晚矣。

  相比浦东两处大肆宣传的傅雷故居,“疾风迅雨楼”的存在意义深刻而鲜明,追忆傅雷的那些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发生在这里的风雨往事。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著有《围城》《管锥编》《谈艺录》等。夫人杨绛,本名杨季康,是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

  抗战期间,钱锺书一家蛰居上海“孤岛”,住的辣斐德路609号(现复兴中路573号)是一所临街的三层楼弄堂房子。这是当年钱锺书的叔叔花了大价钱“顶”来的。钱锺书叔叔一家住三层大房间及三层与二层之间的亭子间。二层及二层与底层之间的亭子间则由钱锺书父母兄弟居住。底层客堂两家共用。

  1941年,钱锺书从湖南国立师院辞职回沪,由于家里人口众多,夜里只得和妻女挤于底楼客堂的帷幔之后。后来,家人渐渐离沪,钱锺书携妻女便住进了三层与二层之间的亭子间,一住就是8年。杨绛在《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中回忆:屋子很小,除去一张大床,只容得下一个柜子和一张小书桌。不过无论如何,夫妻二人终于有了读书写作、同友人交流的空间。钱锺书“销愁舒愤,述往思来”的“忧患之书”《谈艺录》后半部,杨绛的几个剧本都是在这间小屋完成的。也正是在辣斐德路亭子间里的困顿之中,钱锺书“锱铢积累”孕育了那本著名得不能再著名的《围城》。

  1949年初,钱家人又陆续回沪居住,生活上有诸多不便,杨绛决定另外觅房。正好有朋友介绍了蒲石路蒲园的房子,杨绛就从姐妹处借了必要的家具,一家三口搬了去。数月后,钱锺书夫妇带着女儿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回到了北京母校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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